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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74期举办。本文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的主题演讲整理。

　　当前供给侧的热点话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我重点围绕三个方面探讨金融如何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是聚焦科技创新，分析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需要推进的“三个转变”；二是延伸至产业创新，探讨近年来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变化及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三是探讨如何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并推进金融体系适应性调整，使其更好服务科技和产业创新。

　　习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最关键的变量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呈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与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人工智能是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突破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量子计算最突出的优势在于运算速率。IBM正在推动量子计算机商用，我国也在加快这一进程。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将极大增强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而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就形成当前热度极高的脑机接口。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大国博弈角逐的主战场，改变国际分工的“中心—外围”结构，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对中国进行降维式打击，以确保美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我们只有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综合科技实力明显上升，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深圳-香港-广州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自然指数2025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反映中国基础研究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

　　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强。过去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满足发展需求，缺乏从源头创新的动力。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已经难以通过引进获取核心技术。我国重大原始创新偏少，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密切相关。2025年中国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为7.08%，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基础研究薄弱导致关键核心技术储备不足，对国外的依赖度较高，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三是科技领军人才偏少。我国科技队伍规模世界最大，但顶尖科学家数量仍然不足。这也引发了科技界对“钱学森之问”的持续探讨——为何如今拥有良好硬件设施的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难以培养出科学大师？

　　“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那么，怎么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需要推进三个转变。

　　第一，从“跟跑”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跟随先进国家后面追赶，可以大幅降低技术路线选择和试错成本，但这种模式只能缩小差距，难以实现超越。随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推行“小院高墙”，搞技术封锁，继续“跟跑”已不现实，面向未来，科技创新要从“跟跑”转向更多领域“领跑”，在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战略性、前沿性领域，培育和形成领先优势，增强非对称反制能力和在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

　　中国能否实现“领跑”，新能源汽车的突破给了我们信心，我国在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都具有“领跑”优势，培育了华为、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汽车新势力。现在，西方老牌汽车生产企业反向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合资，表明在新能源汽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实现了“领跑”。“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在更多产业领域实现“领跑”。

　　第二，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改革开放后，通过引进成套设备和终端产品，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中国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产品生产能力，如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和通讯设备等，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中间品仍是短板。“十五五”时期，要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第三，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原始创新就要从源头做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随着新科技革命下科学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十五五”时期，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大长期稳定支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国内领先行列。

　　“十四五”时期，中国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加速应用推广，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了50%。中国“灯塔工厂”数量全球第一，占比超40%；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等重点产业链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24年发布的《工业化的未来》报告。该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模型与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揭示了中国从1980年仅占全球制造业5%的“追赶者”，跃升至2024年的31.6%，并将在2030年达到45%的惊人轨迹。同期，美、日、德三国占比将分别萎缩至11%、5%和3%，三国合计仅占19%，不足中国的二分之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还指出，“中国2023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比亚迪2025年3月的市值超过了福特、通用和大众汽车的总和”；并认为按照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中国很可能最终完全主导高端制造业，从汽车、芯片到核磁共振成像仪和商用飞机。

　　因此，我认为中国制造业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过去的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型。尽管当前我国制造业成本已不再具备显著优势，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全球竞争力，这源于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随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优势等逐步形成，正在转化为新的综合竞争优势，推动中国经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传统低成本优势是可以被替代的，但综合竞争优势很难被替代。

　　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不仅是体量，更体现为超大规模经济效应。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有效摊薄研发、生产、物流、营销等全链条成本，这也是西方难以理解中国产品高性价比的重要原因。

　　二是完整产业链优势。中国已经建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完备的产业体系不仅体现为范围经济优势，还能形成丰富应用场景，促进创新成果市场化和产业迭代升级。

　　三是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有2.5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每年理工科毕业生超过发达国家理工科毕业生总和。人力资本条件不断改善正在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具主动性的因素。

　　四是数字经济优势。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以上，5G基站数量全球第一，目前正推进“5G+”应用并着手6G布局。

　　五是新能源优势。我国持续打破光伏晶硅电池效率的世界纪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60%，新能源发电量增量占全国新增发电量近50%——而人工智能产业对能源需求巨大，这一优势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新科技革命时代，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牛顿时代，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相距甚远，分属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而在当今人工智能时代，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的边界正日益模糊，基础研究的转化周期显著缩短，国际科技竞争的前沿正逐步向基础研究领域前移。未来，产业发展将越来越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深度融合。

　　走向未来，产业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科技创新，没有科技支撑的企业，其发展空间将受到限制。“十五五”时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重点需解决“一硬一软”。“硬”的层面，要加快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软”的层面，要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多自主权，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制度。

　　与此同时，要构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市场化的科技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加强技术经理人等科技成果转化人员队伍建设，形成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生态环境，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从根本上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华为在上海青浦建设战略基础研究院，就是企业向基础研究领域拓展的典型案例，华为创新2.0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打破传统的理论和技术的瓶颈，实现基础理论和新技术的创新，实现从0到1的突破。

　　在智能化方面，“十五五”时期，一方面要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扩大工业感知网络覆盖，打造海量物联接入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与5G、确定性网络、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加快实现工业数据的汇聚、分析和应用，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加快典型应用场景推广，提升工业互联网的行业赋能能力；另一方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工程化产业化落地，将技术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

　　在融合化方面，要发展服务型制造。我国制造业以生产型制造为主，产业链条短，产品差异化不足，增值能力不强。发达国家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生产性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十五五”时期，要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发展科技研发、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力，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在绿色化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打造更多绿色车间、绿色工厂，建设低碳和零碳园区。加强ESG标准体系建设，构建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科技、产业、金融是三个独立运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虽然有各自的运行范式、评价体系和发展规律，但同时又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形成互为牵引、双向作用的循环模式，并内嵌于所处的经济体系和发展范式之中。科技创新是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源头，发挥关键引领作用。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新技术新产品，是产业发展和产业创新的动力源泉；产业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的载体，产业创新难以脱离科技创新而自主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都离不开现代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具有资金需求大、风险高、信息不对称、主体分散的特征，而金融市场有动员资金、风险管理、激励约束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可在加大创新投入、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科技、产业、金融互动关系是动态演进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兴起现代商业银行，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现代投资银行崛起，满足大规模工业化的融资需求。第三次科技革命，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方式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满足对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早期投资需求。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产业和金融发展生态，迫切要求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

　　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需要多个“惊险一跃”。科技创新往往始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为困难。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开发到大规模产业化阶段，整个过程充满不确定，不同阶段之间的转化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失败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创新主体往往难以独自承担创新活动中的全部风险，需要通过风险分散和转移机制，实现风险在各参与主体间的合理分担。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分散和配置风险，通过多元化投资、拉长投资久期等进行风险管理，利用跨期资源配置工具、优化资产组合等方式降低和转移风险，实现各创新主体之间的风险分散和共担机制。

　　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按照生命周期理论，科技创新过程可分为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金融服务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差异性。种子期、初创期需要的资金规模相对有限，但要求资金有比较高的风险容忍度，以匹配科学研究天然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随着进入成长期、成熟期，科技创新不断走向现实生产力，对应的融资需求规模不断增加，同时投资回报的确定性也在增加，而对资金风险容忍度的要求则趋于下降。随着企业从种子期向成熟期演进，资金需求规模逐步扩大，盈利水平逐步提升，风险水平则逐步降低——这两条曲线的变化，决定了不同阶段对金融工具的差异化需求。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这种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对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现有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日益暴露，主要是金融服务供给与科创企业融资需求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一是风险不匹配，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存在不确定性，而商业银行追求收益确定性；二是周期不匹配，科技创新到产业化长周期需要用“长钱”，而商业银行倾向于给“短钱”；三是资金规模不匹配，科技型企业早期需要用“小钱”，而商业银行习惯于给“大钱”；四是商业模式不匹配，科技企业以知识产权、技术、数据等无形资产为核心，而商业银行以固定资产抵押物确定贷款额度。由此可见，金融体系需要适应性调整。

　　与银行贷款相比，以股权、债券为主的直接融资模式更有利于科技与资本的结合，也是国际上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主流模式。适应我国经济由“房地产—土地财政—金融”循环的债务驱动发展模式，转向“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需要在拓展商业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空间的同时，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建设适应科技创新需要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拓展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和股权等业务。比如工商银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惠享贷”、农业银行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贷”、中国银行“中银科创算力贷”、建设银行“产业园区贷款”、华夏银行“科技金融贷”、平安银行“科创贷”，等等。推动商业银行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设立科技分（支）行，依托科技支行探索开展认股权贷款等股债混合型融资模式。

　　第二，优化投贷联动模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与外部投资机构深化合作，探索“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新模式，推动金融服务在科技企业生命周期中前移，探讨投资收益抵补信贷风险的可行路径，改善科技金融的风险收益结构，实现风险与收益的跨期平衡。

　　第三，债券市场设立“科技板”。加大对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支持力度，为科技创新募集长周期、低利率、易使用的债券资金，提升债券市场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同时创设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通过担保增信、直接投资等方式，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发行低成本、长期险的科技创新债券。

　　第四，鼓励发展创业投资。科技部等七部委《加快建立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提出，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支持保险资金、企业年金、养老金等按照商业化原则投资创投基金，解决“募、投、管、退”中“募”的问题。同时，还需要畅通创投基金退出渠道。深入推进全面注册制改革，保持IPO和再融资常态化，给创投基金退出以稳定预期。大力发展并购市场，鼓励设立市场化并购母基金。

　　近期，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通过发挥中央资金引领带动作用，吸引地方政府、中央企业、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等多方参与，形成万亿元资金规模，通过投基金、投企业、投项目，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置20年存续期，其中10年投资期、10年退出期。通过更长久的投资期限，为企业提供长周期的资金供给；又通过更宽松的退出时限，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用耐心资本陪伴企业“长跑”，培育千行百业的“小巨人”和“独角兽”。

　　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置“基金公司—区域基金—子基金”三层架构。区域基金通过“子基金+直投项目”方式投资，子基金占比不低于80%，子基金平均规模不超过10亿元，70%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企业。京津冀区域基金由中金资本管理，长三角区域基金由国投创合管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由深创投管理，每只区域基金总规模均超过500亿元。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导向，重点投资估值5亿元以下的小型企业，单笔投资不超过5000万元，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和未来能源等硬科技领域。未来将推动在三个区域设立超600只子基金，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第五，增强股权市场支持科技创新功能。优化科技创新企业甄别筛选机制，进一步提升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服务创新型企业的水平。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支持创新的积极作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资服务。深化退市制度改革，简化退市程序，完善退市标准，推动形成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

　　第六，完善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通过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构建动态信用画像，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能力。健全科技型企业融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完善科技型企业融资担保业务模式。完善再保险服务体系功能，为科技保险有效分散风险。探索地方政府对科创企业增信和风险补偿机制。

　　第七，加强科技对金融服务的赋能。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智能风控模型，动态评估企业的信用风险，降低金融机构的决策成本和风险。通智能投顾，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投融资方案，优化资金使用效率。通过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实现跨境支付和供应链结算的高效化，降低交易成本。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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